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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在擔任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助教時,在閱卷前教授總會叮嚀著:

社會學科沒有標準答案,因此只要推論正確,

縱然導出結果不符合普遍認知的答案,也可以算是對的。

換言之,屬於社會科學領域的公共政策亦然,本就沒有定於一的解答,

只要當權者能夠善加利用論述的廣宣,

縱然在荒謬的結果,或也能夠講出個令人信服的道理。

(當然,更多援引、乃至於捏造錯誤數據來修飾美化的政令宣導,就更甭提了。)

 

基此,在政策廣宣有助於『將黑說成是白』魔力的前提下,

給予了原屬於獨立第四權的新聞媒體,

同其應監督的政府機關之間,開始有了合作的誘因。

一方面,新聞媒體在當代點閱率為王的現下,

營利模式遭受的嚴厲的挑戰,與其製作不符合大眾口味的專業新聞,

倒不如選擇與政府合流、接受政府廣宣的標案,而後任其差使;

另方面,政府為使廣宣盡善盡美、獲致最大的宣傳成效,

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乃屬必然之想,比起自己用公帑彙養網軍容易被爆料,

還不如以多媒體廣宣之名外包給專業的新聞從業者,

甚或以設立『黑機關』的方式直接指揮卻不相隸屬,

也好在事件東窗之發之後,一概予以否認、來個從來不相識。

雙方的合流,正式在懷抱著各自利基、或說各懷鬼胎之下,一拍即合。

 

然而,這一合流的結果,致使原先用以監督公部門的第四權驟然消逝,

甚或進一步在具有業務往來的交易關係下,成為其麾下的附庸,

不復往昔該秉持伸張社會正義的理想,

使國家得以獨攬行政、立法、以及公民三個領域的話語權,

遂行其所希冀通過的一切政策,縱然是悖離民主或道德真義的,也在所不惜。

過去,大家總喜歡用『警察國家』來形容國家機器整肅異己的恐怖情境;

如今,警察國家消逝了麼?

坦白說,並沒有,反而是變本加厲,

只不過當初身著代表國家權力象徵的警察,

換成是遁入公民社會、幻化成貌似公義伸張者的媒體從業者,

卻同樣對於異議者毫不留情的霸凌批判,以扒糞的手段使其不見容於社會,

最終在身敗名裂之後,失去自己原有的社會公信力,

從而也無力去扭轉當政者為所欲為的態勢。

端看電影中的種種描繪,看看日本,想想台灣,

或許在網路傳播興盛的時代下,類似以新聞輿論打壓異己的情事,

已是普世皆然,暫時看不到改變的曙光。

(以下有雷,敬請慎入)

 

以電影為例,日本內閣當局為了研發生化武器,

用設立醫藥大學為幌子,企圖規避國會與大眾的監督。

然事件經由財務大臣向媒體透露訊息,

並在富有正義感女記者的窮追不捨下,終於得以公諸於世。

但內閣早有防範,透過彙養的輿情戰略小組的帶風向,

將以自殺明志的財務大臣打成是精神異常、

並起底女記者父親曾有重大錯誤報導的過往,將之貼上不值相信的標籤。

最後又在知悉自家輿情小組成員有二心之下,

透過威逼利誘的方式,促其保持緘默、忘卻事件的真相,

讓一切可以持續循著內閣所希冀的計畫前進,使第四權的監督徒勞無功。

 

我不禁試想,類似的情事倘若發生在台灣,會是甚麼樣的景象。

料想,研發生化武器的想法若曝光,政府為了洗白,必然祭出『愛台灣』洗白進程:

先強調類似的武器研發係為了捍衛國家主權,在擔心遭到中國刺探軍情的情況下,

只能以學校作為掩護標的,來隱藏真實的國防研發目的,

如此深謀遠慮的戰略論述,試問誰又能予以否定呢?

繼而,就會開始針對爆料者與反對者進行貼標籤的動作,

藉由彙養網軍帶風向,將反對國防研發與中共同路人畫上等號,

致使原初能夠理性論辯的公共政策,淪為定於一、是與非的零和選擇。

同意,就是愛台灣;

反對,就是親中賣台。

誠然,這或許是手握國家機器者,為求統治上的便利性,

所不得不然的舉措,非屬哪一黨派的必然

(換成是另黨執政,只要將愛台灣改成拚經濟,

  『兩岸不交流就等於封閉漠視經濟發展』,運作邏輯亦然。)

惟令人感慨的是,

當第四權不再能夠揭發真相、甚或進一步成為與國家當局同流的傳播工具,

籠罩在廣宣媒體單一輿論風向的氛圍下,

公共政策的理性言說,已然成為一種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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