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如石硯]yen&chi的攜手足跡

美國社會幾個重大的議題論辯--

種族差異、同性婚姻、以及墮胎合法化。

三項議題皆涉及基本人權的價值體現，

唯隨著時代的演進，種族與同性兩項，

大抵上已獲得多數民眾的意見趨同，

咸認為人權應以個體作為單位，

而非侷限在過往法律或道德所界定特徵辨識，

因此諸如膚色、性別認同等具有著個人不可逆轉之特徵，

實不該成為人權保障有無的篩選條件。

換言之，站在基本人權的立場，

種族差異與同性婚姻被納入人權保障的範疇，著無庸議。

與種族和同性兩項所不同的，

墮胎議題儘管也涉及基本人權的論辯，

但在保障範疇的主體為誰的認知上，

便出現截然不同的解讀，從而有了意見上的分歧。

認為人權保障主體在於母體者，強調著女性的自主選擇權，

當孕婦審酌自身生活狀況、甚至於個人的主觀意願後，

不覺得將孩子生下來是明智的選擇時，

在孕期當中，應該擁有著絕對自由捨棄的權利。

相對的，主張孕婦內的胎兒，

基於天賦人權，應該就具備著生存權利者，

則將任何有意進行人工墮胎行徑者，

皆視為是一種準謀殺的動作，因為那無異於在剝奪生命。

兩派間的針鋒相對，看似皆有相當堅實的論據，

致使用以審度行為是否涉及犯罪的法律，

採取了折衷的立法體例，

以週數作為墮胎權是否可以合法行使的依據。

法定週數以上的胎兒，才被認定為具有法律人格上的人權，

從而是法律所保障、不可剝奪其生命權的實體人；

至於週數以下的，則尚未發育完全、不存在可茲辨識的人類跡象，

因此將選擇權交給孕婦，讓其有著充分選擇的自主性。

法律上的這種折衷做法，某種程度符合著兩造間的解釋需求，

不編不倚的在雙方的人權光譜之間，找到了衡平的立足點。

然而，涇渭分明的界線，終究僅存在於理論的爭辯階段，

當類似的議題浮上檯面，走進到法庭攻防階段，

則各種道德、宗教、乃至於更複雜的種族與階級幽靈，

又將一一的再臨到辯論的焦點當中，

混淆著法律那條再清晰不過的規則。

這也難怪，畢竟陪審團、乃至於關注議題的社會大眾，

總是以情理法、情感優先於法律位階的感性訴求處世，

致使任一方只要能夠喚醒民眾底心下的同理心，

進而誘發其對案件當事人訴諸同情，

就能堂而皇之的繞過法理情的執法原則，出奇制勝。

本片為真人真事改編，以一樁墮胎診所被控殺嬰的案件，

端看控辯雙方如何就墮胎議題進行法庭攻防，過程相當精彩，

透過真理的越辯越明，著實讓墮胎的法律訴求更為堅實。

(以下有雷，敬請慎入)

電影從一樁墮胎診所內護士的販毒案開始，

費城警方長期跟監該診所護士，

發現他們皆曾向藥頭購買毒品與原料。

正準備收網之際，沒想到FBI也同步到達，

原來護士會與藥頭熟稔，乃因著診所內的醫師戈斯內爾，

長期用這些毒品作為麻醉劑，以非正規的醫療手法，

向前來尋求墮胎的孕婦，施以醫療行為。

警方申請搜索票前往診所查看，內部除了環境髒亂外，

居然還存放著大量墮胎後的嬰兒手腳部位，

許多明顯是超過可以墮胎週數的嬰兒所有，

讓檢察官感到相當驚悚。

其後又在護士的作證下，

知悉醫師曾經將已具有哭聲的墮胎嬰兒，在從母體取出後，

因尚具有生命跡象，遭到其用剪刀剪斷脖子致死。

這些證據讓檢察官認為已經足夠以殺人罪起訴戈斯內爾，

唯主任檢察官提醒，該案件所涉及到的，

不僅僅只是醫療疏失與蓄意殺人，而是更為廣泛的墮胎爭議，

稍有不慎，便可能激起人權兩造間的論辯，模糊了起訴的初衷。

法庭攻防的過程中，最令自己印象深刻的，

是被告律師在詢問同行的墮胎醫師的橋段。

該醫師首先表明不會處理超過法定週數的墮胎，

同時，不論是用掏空腦幹或注射藥物的方式，

一定會確保胎兒在母體腹中死亡後，才將其取出。

畢竟當出來的只是物體而非活體時，

才能進行後續的醫療廢棄物處理事宜(通常是燒掉)。

對此，律師追問說著，醫療行為總有意外，

假若從母體取出的胎兒尚有生命跡象，又該如何處理?

醫師不置可否，只是說著會進行"舒適的護理"。

律師對此補上一句:

"反正最後還是要弄死他就對了，

 那這與戈斯內爾發現胎兒尚有氣息，用剪刀剪掉脖子的做法，

 結果上有甚麼差異嗎?"

經過幾場精彩的論辯攻防後，乍看戈斯內爾佔了上風，

然而，一名診所內的護士，當初將醫師進行剪脖的畫面拍攝下來，

提供給檢察官做為呈堂證物。

在檢察官將血淋淋、令人不忍卒睹的畫面，

交給了每一位陪審員觀看後，畫面之駭人，讓風向從而有了大轉變。

最終，戈斯內爾在幾樁被控殺嬰案，皆遭到有罪判決的確定，

雖逃過死刑，卻被判處無期徒刑定讞。

坦白說，就陪審團的判決結果，

儼然檢方最後的那個剪脖畫面，起到了臨門一腳的作用。

但這顯然不是法律攻防上的勝利，而是透過訴諸生命價值的手法，

以怵目驚心的景象，觸動陪審員們的不忍之心，

從而一致認定戈斯內爾該位幾起殺嬰案負上應有的責任。

最終的勝負關鍵，似乎又回到了道德訴求的範疇。

就法律的認知而言，倘若在許可的週數範圍內，

若執行墮胎手術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消滅母體內的胎兒，

則胎兒從母體出來後仍有生命跡象，將之終止生命又何罪之有呢?

又為何在體內使其致死，才算合乎法律的規範呢?

消滅如果是目的，則用甚麼方法達成，有關係麼?

怎麼會成為有罪與否的依據呢?

橫豎都得死，有差別嗎?

這終究回歸到對於生命的認知，

當被取出的胎兒仍然會發出哭聲，做點手腳的反射性動作，

是不是就應該被視為具有生命，理應受到人權相應的保障。

抑或那一切根本就只是一種無意識之間的動作，

本身根本不能證明任何事情，乃至於足以認定其可以成為人的條件。

對於類似情境的判斷，在人與物之間的審度，

關乎著將之處理掉，是一種驚世駭俗的殺人行徑，

抑或只是宛若廢棄物清理般的標準流程而已。

墮胎的議題，千頭萬緒，

相信這個美國真實發生的案例，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宗爭議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