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如石硯]yen&chi的攜手足跡

法家有云：『端視其行，而不誅心』

相同外顯的行徑，應給予等同的對待，

遑論其背後存在著何等天差地別的用心，都不應更易其度。

如此定於一的準則，明快而決斷，非但是當代法治社會的基石，

事實上也頗符合現代人思維的調性，畢竟，現下人們所最不願意的，

諸如『別再情緒勒索…』、『沒做的事、沒說的話，別硬塞到我嘴裡…』

諸此訴諸於道德層面的訴求，基本上在以法治至上的國度中，壓根就不該存在。

然而，法治既然如此美好，

何以人們總還是對於『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標準』一語感到認同呢？

截因在於，人非機器，不若生硬的程式語言般，有著可預測性的輸入與產出；

相反的，人最獨一無二、無法為人工智慧所取代的，莫過於是細緻化的人性。

基於人性所孕育的個人差異性，讓相同行為的背後，往往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起因。

倘若徒然只是透過法律的規範來檢視之，

個別化下的善惡心思，將因此遭到無差別的埋沒，枉費了做為人所稟賦的靈性。

就以本書的故事為例，當中被認知為好人與壞人的，

紛紛以『沉默』來應對檢警單位的提訊。

然而，壞人的沉默，是為了謀取背後更大的勒索利益，才讓真相石沉大海；

但好人的沉默，則是出於保護心愛之人的初衷，甚或為了自己想保護的人，

選擇性的讓自己消失在對方的世界中，讓生命等同於從此沉默。

顯然，儘管同樣表現出來的，是『沉默』的行為表徵，

但在忖度個人內心深處的動機時，才能真正的透露出善與惡的訊息。

基此，當我們回歸到法律或道德所規約的社會孰優孰劣的討論時，

就端賴自己是否期待著社會規範僅止於外顯、抑或是直臻心靈的差異。

一如書中所描繪的人物百態，縱然並非真正執行殺人的關係人，

僅僅只是因著曾經存有對當事人強烈的殺意，就可能因此在良心的譴責之下，

終其一生無法原諒自我，顯然在無形當中，

其訴諸人們行走於常軌的制約性，似乎要更勝於法律。

唯有當人們忘卻了愧疚的感受，所剩下的，才會是法律得以著力的範疇。

然而，當代人真有那麼喜歡法治更甚於道德麼？我認為不是，

就好似權利與義務般，提到享權利，沒人會反對，

但說到盡義務，就會訴諸詭辯，試圖解脫這非契約式的約定。

人性就是如此貪婪，當道德枷鎖上身之際，就擁抱只檢視外顯行為的法律；

又當法律未必嘉惠自己時，才又轉而又祭起道德訴求。

這在政治的場域中，尤為常見：

譬如提到官司，當自己被宣判無罪，就大聲讚美法官的英明神武，

一旦遭判刑確定，又直陳法院的顏色不對，

並回歸到感性的呼籲，回到道德層面來企盼選民還其公道。

說穿了，以道德或法律體系構成社會基石，人們其實毫不在乎，

真正在意的，始終都只是個人在甚麼樣的情境之下，

能夠獲得最大利益的自利心態作祟而已。

（以下有雷，敬請慎入）

如此的自利情境，交雜著法律理性與道德感性的因素，

事實上在藝人與經紀人之間的關係，儼然做了最佳的詮釋。

經紀人就像是藝人的再生父母般的親暱，

從發掘、選角、鋪路、一直到見證巨星的誕生，

彼此一路走來共同奮鬥、榮辱與共的情誼，可謂情比金堅，

就關係的性質上而言，根本與家人毫無二致。

但弔詭的是，對經紀人而言，

這一切宛若親人般的關愛，從來都不是無償的，

無論是相中潛力新秀日後的龐大商機，

抑或只是單純的希冀透過其潛質完成自己的未竟之夢，

基本上都是建基在自利的心態之上。

正是這種自利驅使，讓此間的關愛，

永遠不可能像父母般的不求回報，

甚至當其發覺藝人所追求的幸福，與自身利益有所扞格之際，

則要道出祝福二字，根本是緣木求魚。

在利字當頭的衝動下，除之而後快或也並不讓人意外了。

東野圭吾筆下寫出了這樣的矛盾情結，稱之為社會派推理宗師乃實至名歸。

回到本書的評論，坦白說，閱讀過程中，

不時見到了頗有向克莉絲蒂致敬的影子，

尤其是與名著『東方快車殺人案』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藉由跨越年代的兩宗女孩命案，

點出同故事中所有關係人皆存有恩怨的嫌疑犯，

接續再以地方年度的祭典盛事，

用一場嘉年華式的遊行，把所有人串聯在同一個場域，

讓個個存有十足的殺人動機，但卻又紛紛擁有充分的不在場證明。

依循著東方快車的前例，謎底或許打從一開始，讀者就已經猜到大半了吧﹗

但伽利略系列的亮點，顯然並不單只是劇情的鋪陳，

藉由甚麼樣乖誕的手法，才能製造出如此精妙的殺人結果，更是閱讀的樂趣所在。

大抵看來，推理所援引的物理觀念大致合理，也甚為精彩；

儘管自己覺得最終結局逆轉得有些僵硬，但瑕不掩瑜，

作為本格派與社會派元素兼具的著作，本書還是相當值得推理迷們珍藏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