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如石硯]yen&chi的攜手足跡

"我們對於弱勢族群提供無盡的愛與關懷，

 我們所希冀對方報以回饋的，是禁止他們繁衍下一代。

                    --K. K. Steincke, Socialdemokrat

                       (科卡 斯坦恩克，丹麥社會民主黨)"

(以下討論，多少皆涉及劇透，敬請慎入)

很難想像諸如丹麥這樣的先進國家，

一黨黨魁居然會出現如是的言論，

某種程度近似於昔日德國納粹般的優生學立論，

希冀遂行一種人為性的物競天擇演化進程。

但參酌電影所披露的其他支持性論點:

"不該被賦予生殖能力的，

 有癲癇症患者、精神病患、變態者、以及酗酒者。

                   --J. H. Leunbach, Læge

                     (約黑 萊恩巴赫，醫師)"

當中所論及該絕育的特徵，

不都是當下經常被鄉民們認定為該唯一死刑、剝奪生育權的類別麼?

易言之，其實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道德審判的尺度，

當某人逾越了該尺度所得以忍受的極限，

對其做出剝奪人權的懲罰，也就自然被認為是合宜的處置；

至於正當性與否，

則得端視自己的尺度，是否見容於當時的社會情境所致，

顯然，那是動機良善與否的爭議，而非關外顯行為的善惡評斷。

就如同政治哲學大師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所舉例的

"吸菸是良善的，肺癌存在好處"說法:

"抽菸對身體不好，在健康觀念上大家都知道，

 站在公共政策的立場，因為抽菸對身體的危害，

 可能會提高全民健保的負擔(因為肺癌患者變多了)，

 所以政府希望可以向菸商抽取一定份額的健康捐。

 但這時候，菸商為了反駁健康捐的說法，

 做了一份經濟學上的損益分析調查:

 菸商認為，從政府的立場析之，

 其實國民抽菸比不抽菸，所獲得的利益要大得多。

 因為抽菸會導致各種健康危害，癮君子普遍都會比較早死，

 雖然讓健保多了點醫療支出，

 但卻因此省了大筆的老人年金、退休金等等其他福利的支出。

 兩相折扣下來，反倒對於整體財政有所助益。"

相仿的，在本片當中所論及優生學的偏執觀點，

同樣存在著動機良善的正當性立論:

迥異於納粹為壯大日耳曼雅利安民族的種族大屠殺動機，

劇中倡導優生學的醫師，背後所持的論點，

乃為求更加健全北歐社會福利制度所做出的行為:

社會福利財務的健全化，

需要立基在更多稅收資源的投入，

以及更少福利份額釋出的兩項基礎之上。

縱觀現實社會中的情境，顯然與理念是背道而馳的，

更多自身即需要社會福利挹注的弱勢，為了掙得更大分額的福利，

往往採取生產的手段，用增產來擴大個人補助的利基，

卻將無法養育孩子的責任，悉數又交給了社會集體來承擔，

加劇福利體系的負擔，讓社會福利制度屢屢陷入崩解的危機。

然而，這樣顯而易見的治理危機，沒法循著正常的管道來解決麼?

在自由民主、公平開放的選舉制度下，甫以人權思潮的倡議，

讓類似的問題始終無法被突顯，只好任其癥結繼續沉疴下去。

畢竟，民主就是數人頭，在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前提下，

廣大接受社會福利救助的族群，在人海優勢下，

往往決定著政治權力誰主浮沉的關鍵角色，

試問又有哪個政黨或個人，膽敢挑戰如此難以被顛覆的民主原則呢?

於是乎，優生學醫師只能遂行檯面下的革命，

透過免費人工流產的幌子，吸引懷孕的弱勢女子前往，

卻在過程當中，同步進行絕育手術，讓弱勢從此喪失生育能力，

藉以杜絕其循著生產的手段，來汲取更多社會福利救助的行徑。

醫師的立意與初衷，站在國家發展的角度而言，或許良善，

但在未能尊重人權至上的前提下，終究讓自己走向了偏執一途，

於是與非的交叉路口，迷失了應有的正道方向。

(以下有雷，敬請慎入)

電影從公寓內的隱藏密室中揭開序幕，當中藏了三具木乃伊屍首，

各種跡象皆指向與昔日收容違背道德規約女子的史波約療養院，

該療養院不但進行所謂的道德矯正教育，

裡頭的醫師亦會對收容人進行絕育手術，

確保這些行為不檢點的女子，

將來不會繁衍下一代，藉以作為導正社會風俗的手段。

多年之後，史波約療養院因違反人權規範而遭到勒令關閉，

但當年的醫師卻成為婦產科的名醫，

表面上專門為上流社會人士的不孕症尋求解方，

私底下卻提供免費人工流產服務，藉以對弱勢女子進行節育手術，

讓他昔日在療養院的作為得以持續，

希冀為社會福利的負擔貢獻心力。

這是醫師所信奉的社會民主黨教條下的一種偏執，

深感著北歐人創設社會福利體下的智慧結晶，

居然遭到劣等人構思下的民主制度所摧毀殆盡，

據此所做出乖張荒誕的激進行徑。

很難說醫師一番社會福利的推論，存在著甚麼樣的謬誤，

但當人權至上的觀念被援引，則一切悖離人權的主張，

即便它是合理的，也都不該被視之為正當性的存在，

這也正是何以人權價值必須具備著絕對性、而非相對存在的原因。

以電影為例，往昔療養院中的矯正教育，

合乎著彼時人們心中的道德價值，

其中有許多甚或是父母主動送其前往再教育，

與當時的道德法律背景，是不相違背的。

又當代醫院所進行的絕育手術，

站在為社會福利措施開源節流的立論下，

藉由繳交醫療疏失罰鍰的手段，

您或也難以在法律與道德的標準下，給予迎頭痛擊般的懲處。

在這種種看似合情合理的行為下，

唯一得以堂而皇之批判的，

就是站在人權絕對價值的基礎上，直指其對人身自由權的侵犯。

畢竟無論是道德罪、乃至於窮病，

這些都只是外在社會規則下的標籤，

倘若據此可以作為對他人施以暴力脅迫的正當性，

則豈非坐實了侵害人權價值的事實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