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香港而言,貪腐港警與廉政公署(ICAC)之間諜對諜的對抗史實,
無疑是其戲劇創作最重要的素材,
或許是截因於該段歷史忠實映照出自英國殖民之初,
港人是如何周旋於外國勢力,在地黑社會,以及普羅大眾三方,
力求獲致足堪生存之道的和諧。
那顯然並不容易,而造就此等居安時代的關鍵人物,
就是電影中的「徐樂」(也就是劉德華所飾演的經典角色「雷洛」)。
本片將年代聚焦於「後徐樂時期」,對照著過往的「雷洛傳」,
與郭富城飾演廉政公署幹員「雷用賢」的「父子情仇」相仿,
講述著英國為打擊日益敗壞的港警風紀,決定設置直隸的廉政組織,
將辦了恐會動搖國本的四大探長,藉著民氣可用,
將徐樂等人一網成擒,還給人民清明的吏政。
電影儼然重新演繹徐樂與廉政公署之間的恩怨情仇,
但這回側重於描繪廉政公署從成立至草創時期的顛頗,
逐漸在獲致民意支持後,
屢屢使出離間計策反徐樂親信出面擔綱「污點證人」,
才得以在「裁判人證都在徐樂麾下」的頹勢中,力往狂瀾。
箇中過程相當精彩,戲劇性十足。
端看劇中廉政公署幹員的無所畏懼,甚或即便在面對死亡威脅時,
亦展現出不拘不撓的氣慨,讓人們看見作為「革命者」的典範。
在承平時期,當社會制度早已步入法治常軌之際,
嚷嚷著要透過建立新制度來對抗舊勢力的呼喚,很多都是「玩假的」,
畢竟當言論自由得以充分被保障,喊喊華麗虛妄的口號根本無傷大雅,
至於究竟是否存有真正的革命情懷,實令人存疑。
唯有像電影所演繹得那般,身處在朝不保夕的法外國度,
卻依舊執著的希冀推動嶄新制度的創建,
縱使All in自我所有,依然不改其度,這才值得讓人喝采。
電影的人設黑白分明,廉政公署象徵光明的一方,
而徐樂與跛豪為首的舊勢力,則坐實著黑暗的惡勢力。
然而,倘若併合著側重刻畫徐樂其人的「雷洛傳」,便可發現,
其實徐樂之於廉政公署,並非「取而代之」的概念,
更貼切的說,應該是「薪火相傳」,
傳遞的,是香港人民在殖民時期的安居樂業想望。
徐樂顯然並非萬惡,
在從一介警員晉身為「總華探長」的艱辛路途,
他看著香港人民遭受外來勢力的各種荼毒,
毅然希冀透過串連華人力量的作為,
在明與華人探長合縱連橫,在暗則與摯友跛豪連結,
拉攏黑社會進入與英國統治階層的三方對弈賽局。
藉由保護費的收取,完美的擺平多方魚肉鄉民的勢力,
讓香港在恐怖平衡的狀態中,猶有享受短暫安居樂業的小確幸。
然而,或許一路走來的爭權奪利過於晦暗,
致使徐樂在飽嘗挫折後,有著心境上的轉變,
認定唯有掌控金權實力才是硬道理,
野心慾望橫生溢流,種下貪婪腐敗的因子。
直至黑白兩道的掛勾逐漸為人民所唾棄,
復以當初作為三方折衝的體制已然逐步上軌道,
藉由民氣可用,港府成立肅貪的廉政公署,
在在都強烈的向徐樂傳遞著「賞味期已過」的訊息。
當自己成為過往,
不懂得急流勇退的下場,就是被掃入歷史的灰燼之中。
如此看來,縱然結局未盡圓滿,
但徐樂對於香港的安居樂業而言,仍存在著時代意義。
當人民尚且還不知如何應對殖民港府的時期,
徐樂藉由多方勢力折衝,以保護費為手段,
闢建出安身立命之道,給予港人曾經的太平盛世。
儘管其後的發展逐漸侵蝕著社會良善的根基,
但又有誰能夠保證,處在彼時的亂世下,
換做是他人來處理,會有比徐樂更恰當且正向的做法麼?
倘若答案不確定,則徐樂的時代意義,就該被更客觀的審視,
而非以當前的吏治昌明,
逕自批判往昔人治實乃必要之惡的種種流弊,那顯然是未盡公平的。
回望政治場域,讓我想起李登輝前總統的案例,
儘管被譽為「台灣之父」,但在反對者眼中,卻也是「黑道教父」。
此乃截因於當年為摒除威權統治的遺毒,
苦無資源用以抗衡當權派的情況下,
只能藉由與拉攏地方勢力(也就是俗稱的「黑道」),
用地方包圍中央的手法,迫使長期握有權力的優勢階級知難而退,
這才真正樹立起台灣政治走向本土化的契機。
而後,隨著民主深化過程中,
地方勢力未能嗅到時代變遷的更易,沒有急流勇退的結果,
才讓台灣留下一段難堪的「黑道治國」時期。
據此,您能說引黑道涉足政治是萬惡麼?
究其手段的援引,或許惡貫滿盈,
但假若置放在彼時的時空背景設想,只是歷史演進的遞延過程,
沒有應不應該,它就是必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