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合一大選落幕，因著中選會未能及時意識到公投綁大選延宕投票時程，
致使造成『邊開票，邊投票』的爭議—民眾在排隊等待著投票的同時，
手邊滑著手機，隨時掌握開票的最新動態，
此舉無疑嚴重挑戰選前十日不得公布任何民調訊息的規定，
赤裸裸的將候選人的氣勢，呈現在尚未投票的民眾眼前，
會否因此影響最終結果，尚須更廣泛的佐證資料，
但經過本次選舉過程的闕漏，乃揭露出當前的選舉制度，
已然不合乎現下台灣政治現勢的需求，實有復行檢討之必要。
當台北市長選舉結果揭曉，
丁守中以3,254票的些微差距敗給現任市長柯文哲，
當下隨即以選務存在嚴重瑕疵為由，
宣布將申請驗票、並且提出選舉無效之訴。
這段時間下來，丁守中成為媒體輿論的揶揄對象，
覺得選戰早已落幕，只剩下丁丁還在崩潰，咸認為其正當性不足。
不過，經過兩週的長考，民進黨嘉義市長涂醒哲，
以勝負差距僅2,302票、恐截因於選務瑕疵引致為由，
決定跟進丁的腳步，提出選舉無效訴訟。
頓時讓本次大選中的選舉無效爭議，
跨越了藍綠的藩籬，成為一種共通性的問題。
究其根本性的癥結點，乃在於兩個案例都存在著『棄保效應』—
丁守中面臨『棄姚（姚文智）保柯（柯文哲）』威脅、
涂醒哲備受『棄蕭（蕭淑麗）保黃（黃敏惠）』考驗。
選舉無效官司是否成立，
端賴控訴方舉證與法官睿智判決而定，暫且不談。
單從直觀的思考，以台北市的情況，
姚文智的選戰策略主打台灣牌，搶攻的是深綠的選票結構；
假若原初屬意投給姚文智的選民，知悉了姚的開票情況不如預期，
則選票的流動偏好，多數應會轉而投向柯文哲、而非丁守中。
畢竟相較於國民黨一貫與中國友好的態度，
柯文哲除了『兩岸一家親』的發言外，看不出太過鮮明的親中立場。
至於嘉義市的案例，就更加的單純了，
黃敏惠與蕭淑麗本就都出身於國民黨，
選民自然會互作棄保考量，一旦察覺蕭淑麗當選無望，
則選票倒向黃敏惠一端，確實是相當合理的推論。
然而，棄保錯了嗎？
援引大家揶揄丁守中陣營的說法，假若選舉無效官司真的成立，
重新舉行選舉，恐怕丁丁們會更加崩潰吧！
理由很簡單，歷經本次選戰結果的體現，
重選勢必發生更大規模的『棄姚保柯』，
屆時丁與柯的差距只會更加懸殊。
很顯然的，若丁守中當初真在三強鼎立的態勢中，
取得台北市長寶座，則所呈現出來的結果，
將可能會是多數選民陷入到不滿意的情緒之中。
這個現象頗為弔詭，無疑在告訴民眾，
我們現行的相對多數選舉制度，其實帶著某種賭博式的機遇論：
賭對了，屬意的人選得以高票勝出；
賭錯了，則最厭惡的人可能取得桂冠，顯然不盡合理。
畢竟，選舉本應反映著選民對於各該候選人最為真實的偏好意志，
而非寄託在選戰各家陣營的選舉策略之上，
讓僥倖的成分干擾著統治權力的確立。
個人認為，箇中的癥結點，就是相對多數決下的選舉制度，
未能忠實呈現個別選民的完整偏好所引致。
相對多數決僅僅能就自己最屬意的人選，給予選票的支持，
至於可茲替代的人選、乃至於最厭惡的候選人，
在此選制底下，相關資訊完全無法被呈現出來，
才屢屢出現選戰揭曉、讓選民扼腕棄保未能發酵的特殊現象產生。
過往，相對多數決之所以未衍生太廣泛爭議的原因，
在於我國民主化後長期的兩黨政治結構，
在非藍即綠、涇渭分明的前提下，選民的投票偏好相對單一，
棄保效應多半停留於黨內分裂的範疇，
而非在獨立的政治勢力之間進行抉擇。
但放眼當前的台灣政治生態，除了傳統的國、民兩黨，
還有本次地方選舉表現不俗的時代力量，亦有站穩第三勢力的態勢，
加上擺脫藍綠包袱、成為『台灣最大尾』的柯文哲一派；
另外新崛起的『韓流』，是否會挾著民氣，
結合國民黨中生代自成新勢力，都有待觀察。
可以想見的，未來的台灣政治，
只會更加的多元紛陳，涉及的議題也只會更加廣泛；
在此情況下，倘若我們依舊以呈現第一偏好的相對多數選制來因應，
而無法讓選民展現其完整的民意偏好，豈非枉稱為民主深化的國家。
基此，歷經本次選舉過程的種種瑕疵，
在通盤檢討選務工作之餘，或許也應該重新思考選制改革的必要性。
放眼國外的選舉制度，
容許選民對所有選項進行排序的『認可投票法』(Approval voting)，
抑或是讓選民為候選人打分數的『波達技數法』(Borda count)，
都是可以參採的選項。
兩種選制都可呈現選民完整的偏好序列，
讓類似棄保效應下的扼腕情境可以降到最低，
從而去除選戰中或然率的不確定性，
使選舉真正回歸到反映民眾真實意志的初衷，
而非選戰幕僚之間策略攻防的修羅戰場。
*本文同步發表於風傳媒(2018/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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